4-5日，在广州、北京通过线上线下融合方式举行的第四届中国城市信用建设高峰论坛上，“如何推动城市信用体系建设高质量发展”成为热议话题。与会嘉宾认为，城市信用体系高质量发展要打好基础、拓展应用，把信用建设融入到城市治理、营商环境和共同富裕的建设中去。

广州市政府副秘书长邓毛颖在介绍信用体系建设成果时表示，广州信用体系建设坚持做好基础支撑，从建设平台网站、完善信用数据归集共享机制、开发“嵌入式”信用信息一键查询数据接口等多方面出发夯实信用体系“四梁八柱”，提升信用信息枢纽的载体和服务功能。

据介绍，广州累计归集信用信息数据总量超过71亿条，实现全市常住人口和企事业单位信用记录全覆盖。为便利信用信息服务，“穗好办”APP上线了公共信用信息全生命周期服务，实现了信用信息“指尖查”，异议申诉“零跑动”，信用预警“云上送”。

通过信用体系建设推动“放管服”改革，助力优化营商环境是很多信用体系建设领先城市的重要做法，主要体现在应用信用手段有效衔接事前、事中、事后三个环节，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推动政府监管更加精准。

杭州市政府副秘书长王振峰介绍，杭州结合数字化改革，把信用应用和监管执法有机结合，搭建基于信用的数字驾驶舱，以信用评价结果定位高风险市场主体类型，实现守信无事不扰、失信重点监督的精准靶向监管模式。

在杭州，行政执法部门对不同信用等级的企业开展分类监管，信用优秀的实施免检举措，对信用方面存在问题的加强检查力度。在政府采购领域推行合同履约信用评价，评价优秀的企业免收履约保证金。

广州市越秀区在创新信用应用赋能政府靶向监管上也有积极成效。广州市越秀区委副书记罗光华介绍，越秀运用公共信用综合评价和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创新打造企业信用码，以绿、黄、红三种颜色为辖内23万市场主体标识信用状况。一方面为守法诚信企业建立“包容监管企业库”，依法依规实施触发式包容监管，只有当企业达到高风险、较高风险等级才被纳入抽查名单；另一方面全面贯彻落实全国失信惩戒措施基础清单，并依照清单采取轻重适度的惩戒措施，确保过惩相当。

政务诚信也是优化城市营商环境的重要环节，一些城市已有积极探索。辽宁省沈阳市编制了基层政务诚信评价标准。河南省鹤壁市出台加强政务诚信建设实施方案、建立公务员诚信档案、推行政府部门服务承诺制，全面提升政府公信力。2022年，杭州市出台了《杭州市涉企补偿救济实施办法（试行）》，针对行政机关因政策变化、规划调整而不能履行合同的相关情形，启动行政补偿程序，落实政府承诺，维护企业权益，体现信用建设和营商环境的双向赋能。

中小企业是稳增长、促就业、保民生的重要力量，也是体现城市经济发展活力的关键所在。一些城市让信用手段成为破解银企信息不对称，打通中小微企业融资“最后一公里”的有效解决方案。

在广州，“信易贷”平台创新开发“餐饮贷”“物流贷”“茶商贷”等金融产品，大幅提升贷款服务效率。开发“抗疫专区”，上架信用产品达18款，贷款利率平均5%，最低年化利率2.5%，有效减轻企业经营压力。目前，平台注册新用户达61万，促成放款金额超1600亿元。

杭州市运用基于信用的线上惠企资金平台，累计服务市场主体66万家次，通过线上快享的兑付平台兑付各类惠企资金292亿元。

与会专家认为，我国已经基本构建了市场化的信用信息全流程、全链条业务生态，接下来应该进一步拓展社会信用的应用场景，比如从中央到地方要推动在市级层面的社会信用联合惩戒业务清单、设立豁免行为的清单和重点关注的清单、优化失信监管制度以及建立市场全生命周期守信激励措施等。

如何让信用更好地服务城市治理？商务部研究院信用研究所所长韩家平提出，随着信用体系建设快速推进，大家发现信用机制在破解社会治理难题方面效果显著。但是，在实践中也出现滥用信用惩戒的现象，导致公众信用制度泛化、失信名单泛化以及信用修复难、权益保护不到位等问题出现。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法部民商经济法室主任王伟认为，泛信用化表现在公共信用信息纳入的范围过于宽泛、失信惩戒的过罚不相当、失信惩戒不合理、不关联甚至连带惩戒等问题，还有一些地方和领域对黑名单的应用过多过滥等。此外，还存在对信用主体的权益保护不足、对企业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保护不够、信用修复的机制不够健全等问题。

针对城市信用体系建设中存在的不足，与会专家认为要加快推动社会信用立法，通过法律进行规范，保障信用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