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信用体系，大幅度扩展了金融服务的地理边界，把金融服务无差别地延伸至边远地区的企业和家庭。”在谈到普惠金融高速发展的关键影响因素时，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CAFI）副院长莫秀根对《金融时报》记者表示，普惠金融十年硕果累累，在这个过程中，信用体系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通过信用体系建设，把审核部分前置到信贷申请之前，大幅度缩短了信贷申请到审批的时间，为解决相关主体的资金需求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对于信用体系建设，国务院最新发布的《关于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要“健全普惠金融重点领域信用信息共享机制”“强化农村支付环境和社会信用环境建设”等要求。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曾刚表示，信用体系等金融基础设施是提高金融机构运行效率和服务质量的重要支柱，有助于改善普惠金融发展环境，促进金融资源均衡分布，引导各类金融服务主体开展普惠金融服务，实现普惠金融的高质量发展。

十年“加速跑”夯实信用经济发展基石

在普惠金融领域，信用信息建设多与征信体系密不可分。此前，信息不对称问题一直是制约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因素。

“考虑到普惠金融服务的客户通常是缺乏抵质押物的小微企业和‘三农’群体，信用贷款是其获取信贷服务的主要方式。因此，客户信用信息的获取，对于金融机构而言至关重要，可以说是金融机构进行风险定价的基础和核心。”曾刚表示，中小微企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普惠金融的重点服务对象的信息较为零散，分散在不同的主管部门或信息系统，商业银行通常较难跨部门、跨区域实现对这类群体信用信息的调用。这也是此前发展普惠金融的最大挑战之一。

“作为现代化金融市场的基础设施，我国征信体系虽然起步较晚，但仅用了数年就完成了全国银行的信贷数据采集和整合，而西方个人征信机构往往经过数十年才会完成数据积累工作。”全联并购公会信用管理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刘新海在接受《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由人民银行征信中心负责建设运行维护的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已是全球最大的征信系统，已累计收录11.6亿多自然人、1亿户企业和其他组织（不含个体工商户）的信用信息。

过去十年，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的广泛应用也带来了新变化。非信贷信息为主的“替代数据”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莫秀根表示，以大数据和数据技术为基础，各地建设了各类区域性和部门性信用信息平台，大幅度提高了信用信息体系的效率和覆盖面。

《意见》强调，下一阶段，要建立完善地方融资信用服务平台，加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重点群体相关信息共享。依法依规拓宽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信息采集范围。更好地发挥地方征信平台作用，完善市场化运营模式，扩大区域内金融机构及普惠金融重点群体信息服务覆盖范围。

“政府+市场”双轮驱动地方试点百花齐放

过去十年，在信用平台搭建方面，地方试点进入了遍地开花阶段。“当前，各地都在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信用体系。”莫秀根分析认为，从农村金融改革角度来看，浙江省丽水市、广西田东县都建立了自己的信用体系，两地先行先试的经验得到各地认可，并纷纷效仿，把信用体系建设作为解决农村融资难的重要抓手，大幅提高了小额贷款的可得性。

在城市方面，相关探索也在持续推进。《金融时报》记者了解到，包括苏州、宁波、深圳等多地建立了自己的地方征信平台（有的地方称为普惠平台）。这类平台通常打通了多部门的政务数据，如工商、社保、税务、水电燃气等，可快速核实企业资质等信息，进一步提升向企业发放贷款的效率。

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数据显示，全国目前已经建成28个省级地方征信平台。“依托地方征信平台，进一步拓宽涉企数据共享部门和数据项，推动银企精准对接，提升中小微企业融资可得性，为地方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相关工作人员表示。

在具体实践中，还涌现出一些非正式的地方征信平台。例如，由宁波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以下简称“宁波市口岸办”）打造的“甬e通”平台即是其中一个重要探索。该平台融合通关执法、口岸物流、贸易服务三大服务领域，集成通关、监管、贸易服务、数据分析、平台对接等六方面1000余项功能。基于该平台，建设银行宁波市分行与宁波市口岸办联合打造了大数据信贷产品“口岸云贷”。

“我们企业创立到现在已经有8年的时间了，客户群体都维护得很好，订单也逐年增长，在日常生产活动中也有资金需求。”浙江某电子有限公司企业负责人祝先生对《金融时报》记者表示，“此前和银行合作时都要提供很多材料，审批时间也较长。今年2月份‘口岸云贷’上线后，建行宁波市分行的周经理主动找到了我们，介绍说建行推出了一个新的产品，线上审批，而且可以随借随还，利率也比之前低。于是我们就在‘惠懂你’App上申请了‘口岸云贷’。”

该产品背后依托了“甬e通”平台的数据支撑。比起以前繁杂的证明材料，企业仅需注册“甬e通”平台，银行通过后台数据关联，即可为企业进行多维度精准画像，并将画像结果与建行行内大数据信用评价工具相融合，精准还原企业销售及经营情况，从而有效提升小微企业融资的可得性与便利性。

总体来看，这种“政府+市场”的模式，能够以更高效的方式激活沉睡数据。“有政府公信力作为基础，中小微企业也有意愿授权征信公司收集、整理、加工并向银行提供信用信息。而银行通过平台获取更多维度数据，用于对中小微企业进行精准画像，可以提高其贷款审批效率和贷款管理质量，更加‘愿贷’‘会贷’。”业内专家表示，这是一个多赢的结果。

持续加强信用体系建设提高普惠金融产品适农性

当然，地方征信平台及上述综合服务平台的探索也刚刚起步。招联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表示，近年来，虽然各级政府、金融机构等在信用信息领域已经开始进行整合，也有不少跨部门、跨区域合作，仍存在一些问题，“数据烟囱”“信息孤岛”等现象一直存在。

作为数据的重度“依赖者”，银行等金融机构人士深有体会。一位银行业内人士表示，在现有平台的基础上，银行仍希望相关数据能够“更多一些、更广一些”，希望进一步深挖本地数据，在海关企业进出口、核心企业供应链、企业招投标等方面有新的突破。

摆在信用体系探索者面前的路还很长。“要避免将城市的数字普惠金融产品直接复制到农村，从而忽略了普惠金融产品的适农性。”业内人士提示，要有针对性地进行数字普惠金融产品创新，为农村居民提供创业担保贷款、农业保险基金等专属金融产品。

在莫秀根看来，现阶段，政府应着眼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普惠金融的发展需要政府在其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其中，政府的发力点，应当是建立以信用信息体系和金融政策环境为中心的金融基础设施。

另外，有地方银行业内人士提醒，由于农业的弱质性，金融机构有效识别风险难度较大、业务成本较高。加上农业季节性、周期性强，且抵御自然风险、市场风险的能力弱，导致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量较少、金融机构涉农信贷风险较大，继而形成了普惠金融服务“三农”的规模少、违约风险大难题，反过来也导致出现金融需求不足问题。信用平台建设有助于识别其中的优质客户，但要想开展更多工作，还需要配套机制不断完善。对此，《意见》提出优化普惠金融风险分担补偿机制，完善农村产权流转、抵押、登记体制机制建设，为加强信用体系建设指明了发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