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一个与信仰相关的事情

    面对金融危机的涤荡，对照当代信用体系中道德信用、人格信用失范的困境，促人思考的是，无论银行信用还是品牌建设，都不仅仅只是技术层面、制度层面的事情，而应该是与作为内在支撑的精神、

　　信仰相关的一件事情。

　　在被广告与媒体淹没的背景下，我常常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在没有互联网、电视甚至没有报纸的时代，金融机构是如何树立自己的信用和品牌的？金融信用与品牌面临着一个向精神、文化层面回归的问题，信用与品牌，不仅是一个技术层面、操作层面的问题，更应该是一个关系信仰与人心的问题。

　　信用与信仰？似乎已经很少有人把它们联系在一起考虑了。然而，在此次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中，那些拥有上百年历史、貌似强大的品牌的华尔街金融巨兽，为何如此不堪一击？这些按照西方信用与品牌蓝图建构起来的大厦，究竟遗忘、缺失了什么样的关键环节与核心关怀？这逼迫我们又不得不去思考、追问信用与信仰的关系演变。

　　银行信用与庙宇的不解之缘

　　“信”与“信用”在中国文化中是与精神与信仰密不可分的概念，具有重要的位置与独特的内涵。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诚，信也。信，诚也”。信—诚信，在中国作为一种道德规范与文化精神源远流长，深得人心。“信”是儒家五常(仁、义、礼、智、信) 之一，在儒家思想和文化中处于核心地位。在儒家思想中，“信”是一个涉及做人、交友、社会、用人、治国诸方面的伦理范畴，是个人的立身之本、企业的经营之本、国家的安邦之本。作为儒家文化的“信、诚”理念，从人文信仰、意识形态的层面为中国古代金融信用与品牌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原初的精神动力。

　　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以道德为本的伦理社会，传统金融机构的诚信守则、以义制利精神，建立了从道德、人格、精神向经营行为、商业领域的价值延伸。道德精神绵延于信用，制约、统帅着金融机构的商业惯例、伦理准则与行为规范。精神对物质、人文对经济的统帅、制约模式在整个传统中国社会一脉相传，没有发生质的变化。

　　在西方，对经济与金融活动起着重要制约的是宗教文化。传统基督教中商业、取息都是与上帝的价值指向相悖的，基督教反对营利性工作，贬斥人们经营以获得财富的意图及活动，认为追求财富必然陷入贪婪的罪恶，并且放款取息是令人憎恶的事。从最早的时候起，基督教就禁止教士放款取息。在九世纪，教会也禁止了俗人放款取息。

　　从金融史看，银行的信用，最初也和精神、信仰的发生场所—庙宇有着不解之缘。根据各国学者的考证，最初办理货币信用业务的活动在都是在寺庙进行的，法国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银行史》说: “庙宇中曾经掩藏着一些财宝，人们不一定就原封不动地、长久地把这些财宝搁置在那里。庙宇的教士们把贮藏的某些财物出借给当时的需求者，出借一定的期限，便觉得有了双重使命感: 一方面，他们博得了同时代人的需求感激；另一方面，他们为上帝做了奉献，觉得无上光荣，因为借贷受益者要偿还享受到的借贷服务、其偿还物总要比借到的物品多一些。”

　　20世纪，一些考古学家曾在美索不达米亚的乌鲁克庙宇废鉴中发掘出公元前4000年的计算板型的古物，上面就有出借物品的记载。古巴比伦王国处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公元前两千年,巴比伦寺庙开始经营钱币兑换，随后又兼营保管业务。保管之初,不但对保管人不付利息,而且还要收取一定的手续费。由于钱币的兑换与保管,在寺庙内兑换与保管人的手中,就集中起了大量的货币，具有了放贷的条件,放款利率约为20%，并以复利计算。

　　公元前5000年左右，希腊的寺庙也开始经营钱币兑换、保管、贷放等业务。保管业务尤为发达。无独有偶，在中国，也有寺庙银行，公元500550年，南北朝时期的寺庙就经营“质库”，不仅接受施舍，而且办理存款、放款等信用业务。南梁长沙寺和南齐召提寺是迄今所见文字记载最早的抵押放款—典当的始祖。寺院之所以能够像银行机构一样从事金融活动，一方面由于人们对宗教的信仰，视寺庙为神圣不可侵犯，从安全性上适宜钱币的保管。另一方面，寺庙拥有它大量产业，实力雄厚，可以及时兑付人们的货币需要，抗风险能力强，给人以信赖感。总之，在当时商品经济与金融活动水平下，货币或银行的信用在很大程度上是和信仰结合在一起的。

　　即使清朝中后期，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国内外贸易往来频繁，货币经营活动当然已不必再在庙宇中进行，但金融机构的经营活动与信用、品牌却仍然与信仰、精神层面有着深深的依托。在天成亨票号的合约中，就训诫东掌要“务宜协力同心，蒙天获利”，这里的“天”，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层面的“神灵”与信仰世界，是人们有着敬畏与景仰感情的神圣。具体说来，钱庄、票号所敬仰的行业神就是关公。因此，银钱商们把关帝庙修遍了全国各地，在呼和浩特、西宁、拉萨都有关帝庙，甚至于海外也都有商人建的关帝庙，如日本的兵库县至今还有关帝庙。关公是中国传统道德范畴中“义”的象征，票号把关云长奉为自己崇敬的财神、行业神，实际与经商要讲义气、讲诚信互为表里，有着内在的精神关联，浸透着儒家文化精神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理念，支撑着票号崇尚信义、以义制利的价值观，规范着票号商讲诚信、守信义的行为规范，票号的信用，有着它深刻的精神源泉与道德血液。

　　信用与信仰发生分离

　　考据起来，信用与信仰发生分离，在西方最早发生于16世纪，随着商业社会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的萌芽，基督教的对财富创造与盈利经营的限制行为日益和城市工商业者的实际行为发生冲突，于是，在欧洲兴起了以路德和加尔文为代表的新教运动，对传统的基督教义进行了重大改造，对工商业经营盈利活动给予道德上的肯定。新教把赚钱本身当做一种目的，当做一种职业责任，看做是一种美德和能力的表现，把努力增加自己的资本并以此为目的的活动视为一种尽责尽职的行动。加尔文教宣称：上帝允准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中所处地位所赋予他的责任与义务，这是他的天职。他主张人们必须把劳动视为人生的目的，必须尽自己的一切努力，以履行自己的世俗责任。因此，新教“具有把人们获得财富的要求从传统伦理中解放出来的心理功用。新教不仅把人们获得财富的冲动合法化，而且把它直接视作上帝的旨意。”人们有责任赚钱，因为这是在为上帝增加荣耀。人对于自己占有的财富，有着向上帝承担的责任，在这方面，他服务于上帝就像一个温顺的服务员，甚至是上帝的赚钱机器。他占有财富越多，他对上帝负有的责任就越大。

　　如果说传统基督教中的人是全心全意地倾心天国的话，那么新教—即加尔文教—中的人已经是头在天上、身子在地上了。人会在贫穷潦倒的时候去皈依上帝，在没有能力享受的时候去禁欲，而一旦物质财富在工商业的迅速发展中结出累累硕果时，宗教的根就慢慢死去，让位于世俗的功利主义。

　　当加尔文教获得广泛传播和接受以后，通过工商业活动赚钱盈利成为天经地义的事情，成为在道德上值得肯定的事情，成为在社会上公开的、得到公认的、合法合理的事情。“伴随着站在上帝无上荣光面前的意识，伴随着确切地被上帝祝福的意识，那些市民阶层的工商业者??能够听从自己赚钱盈利的欲望去行事了，而且感到他是在完成一种责任。”传统基督教通过新教改革以及世俗化的过程，搁置了商业经营行为与道德、价值世界关联的讨论，商业经营成为一种履行上帝旨意的纯粹的职业行为，通过商业赚钱、增加财富成为欲望释放的渠道与人生的现世目的。

　　品牌建设应与内在信仰相关

　　所以，与票号经营与信用、品牌中浓厚的道德元素与文化价值取向相比较，西方银行的信用体系更早的与信仰脱离，遵循更多的是商业原则而少有道德价值的考虑，其信用与品牌特征体现出更多的是资本的力量以及商业规则对赢利冲动的纠偏与约束。在票号，信用与品牌更倾向于是一个基于价值选择、人格取向的道德与伦理问题，在西方银行，信用与品牌则首先是基于商业利益、经营目的的精密计划与理性运作，两者有着潜在歧异与冲突。

　　在枪炮与经济、资本入侵的背景下，19世纪、20世纪交替之际，中国的金融机构终于“悔过自新”，以西方为师，走上一条全面学习、移植西方银行信用制度的道路，甚至最早成立的中国通商银行，其会计制度全部引自汇丰银行，采用英文计账，连“大班”也是英国人。此后的100多年间，中国的信用体系似乎走上了一条技术、制度层面日益精细、完备而道德、人格层面日渐忽略、粗鄙的曲折路径。

　　梳理东西方信用制度的异同与碰撞，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是：随着信用货币时代信用的极度扩张，在一切都将货币化的市场经济大潮里，人格、名誉、良心等都可以当做商品来出售以换取金钱。中国传统的道德精神如何驾驭资本赢利欲望的冲动，以维护金融信用体系的正常运转呢？另一方面，切割了精神驾驭的西方金融信用体系，在资本赢利冲动与技术自信的约束下，未来究竟走向何方？作为“外因”，西方政府的加强监管能够从多大程度上改变危机产生的“内因”？十几年或几十年再来一次的金融危机难道是一个宿命、必然的选择吗？

　　面对金融危机的涤荡，对照当代信用体系中道德信用、人格信用失范的困境，促人思考的是，无论银行信用还是品牌建设，都不仅仅只是技术层面、制度层面的事情，而应该是与作为内在支撑的精神、信仰相关的一件事情，我们追随、引进了一个多世纪的西方银行技术、制度，也许当它真正植根、融合、嵌入于中国文化、精神的深厚土层与积淀中时，我们才会真正拥有金融的自觉、自醒与自信。

　　信用，长期以来一个经济的、技术的、数据的、物质的躯体，该是修建一条通道，让她通达人心、触摸到精神与信仰天空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