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篇《青年长江学者梁莹教授与她“404”的论文》，将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梁莹推向了风口浪尖。

据中国青年报记者的调查，在过去几年里，以梁莹为第一或第二作者的120篇中文文献陆续被从包括中国知网、万方、维普在内的主要学术期刊数据库中删除。

百余篇论文甚至连硕博学位论文都应作者本人要求删除，如此举动让人浮想联翩。尽管梁莹以“早期所写论文水平太低”等类似理由解释删稿动机，这种说法显然站不住脚，正如有学术期刊负责人所质疑的，“学问都是逐步精深的，难道现在成熟了，成了教授了，就不承认当时学术的粗浅了吗？”这百余篇论文的消失更像是掩耳盗铃。数据库里的文章可以一键删除，但那些白纸黑字的期刊依然保存在众多图书馆的书架上。这些已经作为证据来证实，删稿行为与其学术不端有直接关系。

随着媒体的报道和各方回应，梁莹教授的学术不端问题也渐渐浮出水面。记者比对论文时发现，其中至少有15篇存在抄袭或一稿多投等学术不端问题。根据报道，梁莹2002年发表的论文《转变中的国家公务员制度——中西方公务员制度改革与发展趋势及其比较》，几乎是厦门大学陈振明2001年的论文《转变中的国家公务员制度——中西方公务员制度改革与发展的趋势及其比较》的缩减版。如此看来，梁莹要求撤稿的举动，很难洗清“毁灭证据”的嫌疑。

论文是一位学者成长路上的重要垫脚石。梁莹的论文极为高产，论文发表量高的时候，一年少则十几篇，多则二十多篇，算下来，平均一月能发一两篇。正是凭借这100多篇论文，梁莹先后获得硕士、博士学位，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计划”等多个人才支持计划，成为同龄人中的佼佼者。不过，当30多岁的梁莹教授“几乎拿到了所有她那个年龄文科教授能够拿到的头衔”，这些昔日的“垫脚石”却成了一颗颗“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引爆学术污点，对其声誉造成致命伤害。

功成名就之后，梁莹不无忧患意识地开始了自我洗白的过程。私下联系期刊社、数据库删除早期发表的论文，她试图与过去的自己彻底切割。毕竟，她很清楚，学术不端，对一个大学教授而言意味着什么，不仅是道德上的不光彩，更直接关系到学术生涯乃至个人前途命运。

更何况，近年来，大学校园内的抄袭、剽窃、侵吞他人学术成果等学术不端行为，已被教育部列为重点严肃处理的对象，各大高校也陆续出台严厉的惩戒机制。尽一切力量压缩学术不端者的生存空间，已成为共识和现实。或许，梁莹删稿的举动，正是出于对以往行为的担心。

即便是梁莹自己，也坦承了部分问题，并将之归因为“年轻不懂事”以及“特定时代大环境的浸染”。梁莹表示，“强调学术规范是2005年开始的”，其言下之意无非是，过去的污点和原罪，理当获得赦免……然而，这样的诡辩似乎欲盖弥彰。每一个人都必须为自己做过的事负责，尤其对于学术工作者而言更是如此。学术诚信是学术人格的基本，也是学术研究的生命线。学术不端，岂容找借口？

针对梁莹撤销自己论文事件，南京大学相关部门已启动调查，校方的调查和处理结果目前很难定论。但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术圈人物公开站出来，对梁莹的学术水平给出否定性评价。

根据央视的报道，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谢宇（曾在密西根大学任职）说，当年让两位学生审了她的文章，就决定不接受她去密西根大学；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赵鼎新教授，曾和梁莹“通过几个email，感觉实在不好”。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张春泥更是丝毫不留情面，直言“此人虽然发文很多，但全都是粗制滥造。”

但这样一个同行评议如此糟糕的学者，却在学术圈如鱼得水，几乎拿到了所有她那个年龄文科教授能够拿到的头衔。央视引用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吴晓刚的一句话——“这个真是中国现有的科研评价体制下的一朵奇葩”。

从现有的报道来看，梁莹就是学术圈游戏规则下一个精致利己主义者的典型。她很精明地把握了在学术圈出人头地的秘诀，并在行动中做到了极致化。只要有论文产出，只要这些论文发到一定级别的刊物上，就代表着学术能力，就算科研成果。有利的事情，挤破了头大干快上；而教学这种晋升意义不大的事情，她则是极尽糊弄，毫不掩饰对教学对学生的鄙视。

梁莹的一些学术不端行为，连外行的记者稍微一比对就能看出来，她的论文高产同样疑点重重，她的教学态度也饱为诟病……但是，这些都未能阻挡她的扶摇直上：2011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15年入选“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计划，2017年成为“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

也不是没人举报过梁莹。据梁莹的同事介绍，社会学院6位教授曾向学校领导反映过关于梁莹的传闻，建议校方调查核实，遗憾的是始终杳无音信。2017年3月，社会学院社工系2014级全体学生曾联名举报梁莹的教学态度极不端正——除了“我已经混到头了，没什么好怕的了”等狂悖之言，竟还有课上吃零食、迟到早退、坐着念课件等离奇之行……以上等等，到最后均不了了之。如果不是这次媒体曝光，梁莹还像是学术圈锦鲤一样活得滋润。

梁莹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她是现有学术圈游戏规则之下的产物。粗制滥造的论文，可以轻易突破那些学术期刊的门槛；论文数量的优势，可以在高校畅行无阻，可以入选国家各项权威计划。换言之，梁莹的做法不仅实现了个体的利益最大化，也帮助所在高校利益最大化。当个体的荣誉利益和高校深度绑定之后，高校就会更倾向于对眼皮底下的问题视而不见。

对此，有媒体评论称，这里或许有误会、有信息不对称，但是校方在梁莹事件始终，都难逃消极作为的责任。青年长江学者梁莹和她消失掉的120篇论文，如果就这样被轻描淡写过去，这对于求真务实的大学精神来说、对于矢志于奔向“双一流”的名校操守而言，恐怕都是绕不过去的“硬伤”。

央视评论指出，在梁莹的风光之路上，可以看见太多学术圈乃至科研体制的弊病。查出梁莹的问题决不姑息容易，难的是反思纵容她的制度环境。撼动不了唯学历、唯论文、唯职称、唯奖项的游戏规则，就还会有第二个第三个梁莹。(原标题：《谁站在青年长江学者梁莹和她“404”的论文背后？》）